欧美制裁下的俄经济环境

比如，地方党委的组织权与地方人大的人事权之间应当形成协调沟通的关系，使人大政治任命具有程序与实体的双重意义。

[4] 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法治国家概念虽没有体系化，但已经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术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奠定了其学术传统的地位。作为明确的宪法规范，法治国家在宪法文本上的正式出现是1999年修宪。

1931年《时兆月报》就发表了《世界趣闻：法治国家之精神》一文。他认为，法治国的制度发端于1215年英王约翰发布的大宪章，其中的非依照法律不能迫害人民，非由公意不能赋敛租税是法治国制度的渊源。宪政具有地方性，历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宪政模式。例如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2.从法治国家的形态来说，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的法治国家，是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还是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或者兼而有之？在法治国家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形式和实质两个概念。

为了保护基本权利，需要通过宪法建立独立的法院体系等。国家一词最常用的用法就是表示整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具体又可以分为主权意义上（对外）的国家和主权权力意义上（对内）的国家两种。他们的观点在欧洲国家也有回应，如意大利著名公法学家卡塞塞（S. Casesse）在其诸多著作中对全球行政法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参见S. Cassese, Il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ale: una introduzione, in Riv. trim. dir.pubbl.，2005，n. 2, pp. 331 ss.，ID.，Oltre In Stato, Roma-Bari, Laterza, 2006; ID, Lo spazio giuridico globale, Roma-Bari, Lat-erza, 2003，ID, Universalitd del diritto, Napoli, Editoriale scientifia, 2005. [51]同注43引文，第118页。

放弃了对某些社会活动，如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生活的主管形式。[2]从这个意义上来阐述法的全球化，参见Parikshit Dasgupta:法律全球化和实践，朱景文译，载中国法理网。从对全球规制机构进行约束的角度而言，涉及到全球行政法本身存在的缺陷。[43]参见[英]卡罗尔?哈洛：全球行政法：原则与价值的追问，徐宵飞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11年第14辑，第80-84页。

[15]在这种理念下，欧洲大陆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行政法的主要目标放在用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根据加以说明和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加以限定上，而原则上对行政作用究竟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过程来进行这一点似乎并不关心。在代议制民主下，选举的代表往往不能真正地代表选民的利益，一方面，他们一般由少数的政治精英统治，并且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支配，国家机关与市民社会之间也缺乏有效透明的沟通机制，只有选举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参与管理的需要。

决定程序经由程序原则而法治化，这些原则包括法定听证权的保障、所有参与者‘程序武器平等以及程序的公开化。参见[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1]参见刘兆兴主编：《比较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27页。这种正当行政程序的保证既针对国家也针对个人，比如在1991年美国禁止某些虾和虾类产品进口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如果限制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进口，应该给予这些国家听取意见的机会，并作出说明理由的决定，承认了防卫权。

例如，针对国家方面，为了贯彻《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确定属于世界文化财产的名录时，规定国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秘书处之间的合作与咨询的方式。关键词:  正当行政程序。在尊重机密、职业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获取涉及其的卷宗的权利。[28][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362页。

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属于立法者，行政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公共利益，它是惟一有权衡量公共利益的主体。[10]即使到了罗马帝国阶段，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个人专断权力，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也有一定的正当程序保障。

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向民众申诉制度（provocatio ad populum）[ 7]就是对罗马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55]同注43引文，第118页。

正当行政程序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已经逐渐为所有法律制度所接受。首先，正当行政程序是全球规制规则形成的一个方面，不仅适用于国家，也可以直接适用于私人。[8]它是对执法官治权的一种限制，最初意味着具有治权的执法官不能随意判处一个罗马市民的死刑，后来这项权利被扩展到可以针对执法官作出的包括身体罚以及较大数额的罚款。  注释: 本文为2012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意大利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FXCO37）的阶段性成果，以及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资助项目成果。[45]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另一方面也应该约束制定全球行政规则的超国家规制机构，从而达到保护私人的目的。

[37]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法律规定对司法错误进行赔偿的条件和方式。

最后，正当行政程序是处于初步形成状态的全球行政法出现的主要原则。尽管提出了全球行政法的概念，但可以看出，这种概念仅是一种描述性的，全球行政法研究的中心问题不是特定实体规范，而是与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确保全球治理合法性有关的既有或者潜在的原则、程序规则、审查机制和其他机制。

除了出现在国际性条约中，全球规制机构也通过对正当程序的规定加强自己的合法性。[38]随着欧盟的发展及人权保护重要性的提高，行政程序逐渐在欧盟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全球性规则经常会被强权国家所控制，牺牲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体系会侵蚀那些经常遭到忽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与富有特色的文化传统。[49] 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末，美国学者斯图尔得等提出了全球行政法的概念，[50]将全球行政法定义为：包括那些促进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全球行政机构的问责制，特别是确保其达到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合法性方面的充分标准以及对其形成的规则和决定提供有效审查的机制、原则、惯例和支持性的社会认同。[55]还有一些全球性规制机构通过正当程序的规定约束其内部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在制定相关监管标准中实行的透明与参与程序，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实行的观察员制等。[29]Gabriele Carlotti, La partecipazione procedimentale: Feliciano Bevenuti e In riforma della legge N. 241 del 1990, http://www. giustizia－amministrativa. it/documentazione/Carlotti_Feliciano_Benvenuti_e_procedimento. htm. [30]Eduardo Rozo Acuna, Tendenze del Diritto pubblico in America latina, in Scritti in onore di Antonio Pensovecchio Li Bassi, Giappichelli,Torino, 2004，pp. 1153 ss. [31]2001年修改后的意大利宪法第111条第1款规定：司法审判通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进行。

根据此宣言，1998年的《奥尔胡斯公约》也明确规定了参与原则，该公约就以下与环境相关的三项权利制定了国际最低标准：获得信息的权利、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和诉诸法律的权利。其中第1款规定，欧盟公民对于涉其事务享有受到欧盟机构及部门公正、公平及在合理期间处理的权利。

传统行政法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三权分立的理论及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但是全球行政法不可能有一个全球性的宪法作为基础，它如何能体现其规制权力的民主性？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民主赤字，相应地，也存在全球性规制主体如何问责的问题。[19]该条规定：没有包括在前条（移送到普通法官审理的条款）的案件由行政当局管辖，它们在接受利害关系人的推断及意见后，通过说明理由的法令，事先听取行政理事会的意见，行政理事会在不同情形下可能由法律规定。

随着法的全球化进程及全球治理的需要，全球行政法正逐渐形成，正当行政程序恰恰是全球行政法形成的主要表现。[24]在行政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行政法院认为，一般性地承认个人参与行政程序的权利导致程序本身的延缓，从而损害行政行为的效率，因此排除利害关系人在行政程序中的抗辩权（马尔凯大区行政法院1978年1月3日第3号判决）。

在1990年第241号的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后，意大利的司法判例对正当行政程序的解释态度也有所改变，宪法法院已经明确地将正当行政程序解释为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原则。但此后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在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为重的背景下，[20]伴随着法西斯主义，这种规定就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根据传统行政法理念，公共利益优先，行政程序本身最初并没有得到重视。[34]L. Torchia. La scienza del diritto amministrativa, in Riv. trim. dir. pubbl.， 2001，p. 1112. [35]陈颢：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构建，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24页。

国家理事会最初就直接否认正当行政程序作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25]认为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中抗辩才能得到保障（国家理事会第6部门，1988年8月10日第976号判决）。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全球行政法本身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对其认识与理解仍然存在着疑惑，全球行政法本身的部门性及碎片性使得很难构建一个统一的体系完整的法，也正是如此，更加体现了正当行政程序在其中的重要性。

[53]当某国被金融特别行政工作组列入不遵守国家名单之前，该国也享有进行评论的机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代议制民主进行反思。

关于法的全球化的内涵仍有争论。[43]   三、正当行政程序与全球行政法的形成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传统行政法是公法的一个分支，是典型的国内法，将其认为是超国家的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与民族、国家、主权等这些公法学上的概念紧密相连。